中国这个朝代经常挨打,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却很强?

时间:2019-10-15 08:00:01 来源:贵州科技网 当前位置:外蒙淘金 > 平面 > 手机阅读


北宋开宝六年(973),当35岁的张雍在开封高中进士时,连他自己都觉得人生如梦,因为他曾经,是一名乞丐。

张雍年轻时,恰逢五代末期战乱,张雍全家人都被契丹所掳掠,他自己艰难逃生到异地他乡后,沦为乞丐,最困难的时候,“孑然无衣”,“怀无百钱”,仅仅靠着在洛阳街头讨饭求生。

但谁会想到,张雍最终却靠着自己的勤奋和上进,通过层层科举考试成为了一名进士,后来成为一名研究毛诗(西汉毛亨和毛苌所辑注的《诗经》)的大学者,并且官至礼部、户部、兵部三部侍郎、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

以一名乞丐出身,最终通过个人努力成为副宰相,可以说,这种梦幻人生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开放性,在中古时代,只有宋朝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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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造梦的时代,一个神奇的时代。

两岁丧父、母亲改嫁的范仲淹(989-1052),年轻时是个穷书生,他当时甚至穷苦到,每天的饮食仅仅只有一碗稀粥,为此他习惯将粥冷却后分成四块,然后早晚各两块,再配以一点盐巴拌着韭菜末吃,“划粥断齑”,是他年轻时的真实生活写照。

有一天,范仲淹到神庙求签,询问神灵自己能否成为宰相,他说,“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范仲淹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北宋朝廷参知政事,这个职位在当时,相当于副宰相——而类似张雍、范仲淹一样的社会最底层,靠着自己的个人奋斗,最终成长为宰相级别的大臣,这种社会阶层自由上下流动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应该说,宋朝,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不是看这个社会的达官贵人的子女能干成什么事,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是否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最终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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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范仲淹一样平民出身的“布衣宰相”,在宋代比比皆是。

历史再往前推,假若乞丐张雍和穷书生范仲淹,早一点出生在那个号称伟大,实际上却是注重世家门阀的唐代,他们很有可能,会被淹没在时代的尘埃里。

历史学家梁庚尧就指出,从唐肃宗到唐朝灭亡时期的179位宰相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143人,占总人数79.88%;而出身于中等家族的仅有22人,占比12.29%;而真正寒门出身的宰相只有12人,占比6.7%,其他1%未能确定。

可以说,从汉朝延伸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一个贵族社会,当时,整个中华帝国无论是选拔官员,还是中上层社会婚姻匹配,讲究的是是否门当户对,是否是世家大族,所以,在宋代以前,平民阶层要出现类似于张雍一样、由乞丐官至副宰相的神话,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经历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和动乱后,随着中华帝国体系内贵族社会,在战乱中被扫荡一空,“天街踏尽公卿骨”,世家大族的贵族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由此,给平民阶层带来了向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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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帝国的宰相和社会名流,很多都是底层人物出身。

以《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为例,从宋太祖到宋钦宗时期共1194人中,出身于名族和公卿子弟的共有279人,占比23.36%;

出身于中等家族的有343人,占比28.7%;

引人注目的是,出身于寒门子弟的有543人,占比高达45.47%

实际上,到宋代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那些动辄延续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时期已经几乎彻底衰落,上述占比23.36%的名族和公卿子弟,大部分是宋朝才新兴起来的家族成员,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

宋代的公卿家族,已经不可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样,动辄保持数百年的名门地位,在宋代,一个家族如果不能持续性地科举中第,那即使要保持三代人的荣光,也是很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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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贵族社会消亡,科举成为家族能否繁盛晋升的关键。

以北宋官居宰相级别的宰辅官员为例,在整个北宋时期共222人的宰辅级别官员中,除了11人没有资料记载外,其他211人中,有21人出身高官家庭(占比9.95%);37人出身中级官僚家庭(占比17.53%);11人出身低级官僚家庭(占比5.21%);

最重要的,北宋则有占比高达53.08%、多达112位宰相级别官员,完全出身于平民家庭,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布衣”宰相

实际上,这还只是北宋一朝的总体数据,实际上到了北宋后期的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三朝,北宋宰相群体中,完全平民出身的宰相,甚至占比高达81.78%。由此也可看出北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阶层流动呈现出越来越自由,和平民化的色彩。

在宋代,“布衣宰相”根本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例如,北宋末年的宰相李邦彦(?-1130),他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打银匠;南宋宁宗时的宰相京镗(1138-1200),他的父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小盐店老板;像他们一样家庭出身的宰相,在宋朝,已经算是家境很不错的了。

另外在状元群体中,以南宋名臣、绍兴五年(1135)状元汪应辰为例,汪应辰的父亲,是南宋时期、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一名士兵(弓箭手),宋朝人以当兵为耻辱,士兵在当时属于贱职行列,汪应辰小时候,家里甚至穷到连油灯都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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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给予一个社会的最底层以希望,让他们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是一个社会文明和公平正义的所在。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这一年,南宋朝廷共录取了包括朱熹在内的共330名进士,这此中,有多达56.3%的进士,祖先没有任何人做过官,是彻底的平民出身

南宋末期的宝祐四年(1256),这一年,南宋又录取了包括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在内的共601名进士,这此中,也是有多达348名、占比57.9%的进士是彻底的平民家庭出身

为了抑制豪门,和防止官二代、贵二代、权二代徇私舞弊,当时,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这些有家族官僚背景的人参加科举,不可以点为状元,即使他们考中状元,但在校验之后,也必须将他们的状元顺延给平民家庭的士子。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仅有的一次例外,是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这一年,一直到考试结果公布后,大家才发现在糊名制度下(为保证公平实行糊名),被盲选评中的第一名,竟然是宋徽宗的儿子赵楷

由于宗室子弟不能定为状元,于是,宋徽宗就将第二名点为状元,没想到这位第二名,祖先也曾经当过官,这也成了宋朝历史上,唯一一位非平民出身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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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实际上在宋朝时,官方仍然保留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恩荫制,即官僚子弟,可以凭借父母的恩荫,进补一定官职,但这种荫补官普遍官职、品级都很低,而且等候升迁的时间,也远远比参加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要慢得多。另外在宋朝,社会舆论对于那些凭借祖先官职荫补的官员,普遍也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拼爹”的官二代。

在此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好的官职和升迁机会,在宋代,即使是官僚子弟,也普遍放弃了恩荫制,而是选择跟平民子弟们一起参加科考进行公平竞争,但为了保证公平,宋朝政府对于参加科考的官僚子弟,要求也非常严格,即使在盲评制度下考中了,也是要求必须参加复试,否则即使考中也不算:

“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

贯穿整个宋朝社会三百多年,宋朝上下都流行着,对于平民阶层出身的读书人的保护,和对所谓豪门、官二代、贵二代、权二代的抑制和严厉审查,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平民阶层出人头地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宋代朝政和社会整体公义的保护下,乞丐出身的张雍,最终在中古时代,以一种几乎空前绝后的身份,做上了宰辅之位。

由于通过科举考试,普通人也可以“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因此各行各业的人都热衷参加科举,以致于出现了“诸行百户,何所不有”的踊跃报考局面。

当时,甚至连和尚和道士,都有不少还俗参加科考的,而传统的工匠、商人子弟参加科考,希望借由科考改变人生的更是数不胜数:“道释之流还俗赴举”,“工商之子亦登仕途”,这在唐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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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读书人,宋朝各个阶层的人民,相比唐代也拥有了更多改变人生的机会。

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宋朝社会贫富虽然更加悬殊,但国家法律却提倡一种类似现代“人人平等”的精神,当时,不仅仅是读书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是以往作为奴仆的穷人,也经常凭借法律的支持,经过辛勤劳动致富,一跃进入富人阶层。

在当时,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客,只要一有点积蓄,就纷纷买个三五亩田地自己耕种,而有一些佃客,“本皆下户……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由于宋朝社会阶层的流动自由性,这就使得宋朝整个社会都出现了“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这在以往庄园经济盛行、地主几乎是世袭化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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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反映出北宋社会,整个平民阶层的崛起。

对于整个宋朝社会阶层的上下自由变迁,当时的宋朝人说:“常州无锡县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猪)为业,后极富”,靠着种田和贩猪等各种行业,宋朝各种各样的平民老百姓,纷纷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和阶层上升,以致于当时人感慨地说:

“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指富商),暮为黔娄(指贫民)者”。而整个宋朝社会也呈现出“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的自由上下流动态势。

对此南宋学者袁毂说:

“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贱者贵,皆交相为盛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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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律意义上提倡人人平等,南宋的进士费衮说:

不管你有钱没钱,反正大家都一样,都是身份平等的人!(“虽田连阡陌,家资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

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平等的自由竞争,以致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依靠所谓世家大族身份广泛存在的贵族阶层,也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宋朝史学家郑樵在当时就说:

隋唐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讲究世家门阀,以致于当官和婚姻匹配,都要讲究谱系,以此分出贵贱等级——所以贵族之家,家里都会藏着自己的家族谱系文书,来对比下各自的家世,但从五代十国以来,由于贵族社会被摧毁,“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贵族谱系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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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被摧毁殆尽。

由于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门阀,家世背景也不会影响考官们的评审,这就使得传统的门阀世家失去了所谓的优势;即使在宋代的官宦世家,如果家族子孙不能持续在科举考试中中举,那么要保持政治、经济地位也是很不容易的,南宋进士袁采就说:

“士大夫试历数乡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仅有几家?”

“世事多变更,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见目前稍稍乐盛,以为此生无足虑,不旋踵而破坏者多矣。”

家族、个人盛衰无常,贵族世家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宋代社会自由竞争、阶层上下自由流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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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整个宋代社会看似繁荣昌盛,社会阶层上下自由流动,但有一个职业和阶层,却是个例外。

他们,就是来自军队系统的士兵和武将。

早在宋朝开国初期,赵匡胤就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宋代历朝皇帝,基本都秉承了这个祖制,采取了重用和宽待读书人的政策,并坚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

然而,“崇文”的背后,是“抑武”

为了避免唐朝和五代时期的武人专政和夺权问题,宋朝将“崇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由此也导致了,宋朝国内的顶级人才,根本不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就很难向上流动和晋升了。

宋朝初年,赵匡胤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任军队职务,辛仲甫回家后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没想到其母亲却激烈反对,认为当武将根本没前途、而且恐为皇帝所忌惮;宋真宗时期,状元陈尧咨的射箭技术非常高超(欧阳修《卖油翁》里的神箭手说的就是他),但陈尧咨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将。

对于武将行业升迁难的问题,穷书生出身的范仲淹心里也清楚得很,在与西夏作战期间,当时北宋朝廷下令,将范仲淹与文臣韩琦等人一起改换为高级武将职务观察使,没想到范仲淹却死活不肯,因为他知道,在宋朝当武将,要想升迁和不被猜忌,那可是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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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宋朝军人系统不断沦落。

由于朝廷政策的公开歧视,这也导致了宋朝军队系统无论士兵还是武将,素质普遍都很差,当时,宋朝的士兵来源,普遍都是一些破产农民、地痞无赖,有的甚至是罪犯,这也严重削弱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纵观整个宋朝319年历史(960-1279),宋朝人普遍都将当兵当做贱职

由于军人社会地位很低,又被当时人看不起,所以当宋仁宗时期,从普通士兵做到枢密副使的名将狄青,几乎是以一种帝国异类的形象崛起于宋朝朝政时,整个大宋帝国的军队系统都轰动了,当时,狄青每次出门,士兵们都争先恐后要去围观他,并纷纷围聚在道路两旁自发为他喝彩。

但是,即使是像狄青这样极少有的从武将出身的高官,最终也被整个大宋文官集团排挤致死,当时,文官集团们纷纷围攻狄青,说狄青太受士兵拥护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事,宋仁宗对此不以为然,说狄青可是忠臣啊,一听这话,文臣文彦博马上反驳说:

“本朝太祖皇帝(赵匡胤),也曾是周世宗的忠臣!”

一席话,说得宋仁宗若有所思、低沉不语。

在防止武将干政的政策指导,和统治者、文官集团的有意打压下,宋朝的士兵和武将,也成了整个大宋帝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中,最为奇特、僵硬和难以突破的一个环节:

当兵没前途,没前途才当兵;当武将没前途,有前途都很危险——从北宋的狄青、王德用、种世衡,到南宋的岳飞,宋朝军队系统中,这种畸形的社会阶层流动,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宋朝武备的废弛和军事人才的极度稀缺,而这,最终也成为了埋葬大宋王朝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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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真人和蒙古人轮流的胡刀屠戮之下,大宋——中华历代帝国中几乎是最为开明的一个王朝,最终逐渐崩溃。

这个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至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财政收入中,就有近85%的财收来自于非农业税,“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接近近代化国家,假若当初在社会阶层的广泛流动中,能对军队系统也给予同样公平正义的对待,宋史,或许又将是另外一番模样。

此后,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从宋代开始的平民化社会几乎被彻底摧毁,原本社会阶层上下自由流动、已经没有明显的阶级界限的宋朝被毁灭后,中国社会再次逆转倒退,大规模掳掠奴隶,和将帝国境内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奴隶社会、阶级社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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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战后,宋朝亡了。

1279年,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覆灭。史学家宫崎市定说,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飞跃性的进步,所谓元明清,不过是宋朝历史的反复。

从某种意义来说,元明清,其实并不如宋。因为不是哪个朝代,都可以让乞丐高中进士、当上宰辅。




参考文献:

  1. 梁庚尧:《中国社会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2. 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
  3. 游彪:《宋史十五讲》,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4. 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 余蔚:《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 宫崎市定:《中国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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