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争鸣 | 袁世凯功过辨

时间:2019-08-03 08:00:01 来源:黄河资讯网 当前位置:外蒙淘金 > 文摘 > 手机阅读

袁世凯(1859-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一生经历丰富、复杂多变,导致社会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人因其兴办实业、倡导变法、提议废除科举制度、逼迫清帝退位等活动,誉之为“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也有人因其戊戌告密、镇压革命、复辟帝制、出卖国权而斥之为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叛徒”、“窃国大盗”、“卖国贼”。这些评价,既反映了袁世凯本人的复杂性,也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思想的复杂性。因此,如何评价袁世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刊物立场。



袁世凯乃一代枭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多姿多彩,最后以身败名裂告终,对袁氏的评价似乎早已盖棺论定。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简单化。袁世凯死后,人们均认为其悲惨结局乃袁氏咎由自取。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何,与以前相比,是有所进步还是倒退;


二是对袁世凯遭人批评甚至唾骂的三件事,即戊戌期间的告密案、接受“二十一条”和称帝如何评价。


如果我们能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合理的科学的结论,那么对袁世凯也就能作出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建立在人云亦云或个人感情的基础上。 


       


  



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6年6月病死,在位4年零3个月。袁世凯执政期间,由于政局比较稳定,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被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13至1920年,全国织布机由2016台增至4310台,纱厂由32家增至69家。缫丝厂由1913年的170或 180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民族资本新建的面粉厂在1914至1920年为84家,而在此以前的23年间,不过83家。此外,火柴、卷烟、造纸、采煤、冶炼等工业在袁世凯执政时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由辛亥革命揭开的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仍在继续,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如设置社会保障机构,由内务总长管理赈恤、救济、慈善及卫生等事务,1915年 12月设立游民习艺所“专司幼年游民之教养及不良少年之感化等事项,以获得有普通知识、谋生技能为宗旨”。袁世凯还下令查禁烟毒,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者若不将其烟田改种他物,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等等。


在袁世凯统治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出现的权力“真空”及国家政治的无序状态结束了。作为辛亥革命成果之一的南京临时政府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但是该政府仅仅存在了几个月,而且它的权力并不能推行至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控制的省区;尽管起义地区纷纷发出“拥护”中央的电报,但对临时政府来说不过是“电报统一”,而非“实际统一”。北京的满清政府还在,事实上国家处在分裂状态。


以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也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孙中山软弱,而是出于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两个政府并存及国家内部的纷争状况。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时期,直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才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由于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手腕,北洋军阀在其统治期间没有发生分裂,而且由于政局比较稳定,许多北洋将领投资于近代企业。




  



人们之所以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场改革运动仅仅由于某个人的所作所为而失败,那么这种改革的基础就显得太薄弱了。袁世凯的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1898年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是破格的提拔,使袁世凯由正三品的臬司连升两级变为正二晶,地位高于从二品的巡抚。巡抚挂兵部侍郎衔,始得为正二品。显然,这是光绪和维新派对袁世凯的拉拢。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请训后回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即进京向慈禧告密,遂发生政变。这完全是想当然。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称,9月21日(八月初六)晚,他的告密情报尚未送到慈禧手中,政变即已发生。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全面掌握政权,而当时只是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可见清廷当时未得到天津的密报。清廷如果得到密报,则必首先捉拿“谋乱要犯”谭嗣同,因为正是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起兵勤王、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


此外,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应为9月18日(八月初三),当天御使杨崇伊上密折请慈禧"iiiI政”,打动了慈禧的心。从这天起,光绪即丧失了亲政以来极为有限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由此可见,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



戊戌六君子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谭嗣同是否夜访过袁世凯、劝其起兵勤王?台湾学者高阳认为不会,“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当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只有7000人,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所辖兵力在95000多人。即令“新建陆军”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就算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起兵绝无可能成功。即便如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所说,谭嗣同劝袁世凯在光绪赴天津阅兵时,诛杀荣禄,成功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天津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防卫严密,而且荣禄掌控全部军权。至于光绪赴天津阅兵一事,也仅仅是传说。


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高阳认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戊戌政变后,“同案中人走的走、死的死;惟一可以对质的只是一个袁世凯;所以朝廷诬控,迫袁世凯以诬证。”如果袁世凯不附和,其脑袋也将不保。袁世凯作《戊戌日记》是惟恐守旧派追究“乱党”,被逮后没有答辩的余地。宣统元年袁世凯被逐后,由张一麟经手,刊此作于南通“翰墨林”书店,用意也是如此。“因为隆裕及摄政王载丰,要为德宗报仇杀袁世凯,只有这条罪状可致之于死地。袁世凯在日记中一直强调与荣禄同心同德,即因荣禄为载丰的岳父,使之投鼠忌器,不敢轻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迫使袁世凯诬证,不能捏造危及慈禧的逆谋;不捏造此一逆谋,不能促使慈禧出面训政,并防止列国的干预;所以袁世凯是吃了哑巴亏。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人们还认为,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以此获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这也是想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向中国扩张。1914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无代价、无条件地交给日本,以备将来移交给中国。8月23日正午是最后通牒规定期限,德国未作答复。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日本政府正式对德宣战,日军在龙口登陆。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全线。      


本为了把对胶济铁路及山东的占领合法化,遂企图籍条约之力予以保障。 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5号。


第一号即为山东问题。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

第三号二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

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

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


由此可见,“二十一条”的重点在第一号和第五号。但第一号与第五号又有所区别因为第一号是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的既成事实加以承认,而第五号是企图灭亡中国,完全将中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谍,限中国政府48小时答复。袁世凯于5月9日声明,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为了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中国政府与日本公使举行会议20余次,时间长达3个多月。


袁世凯指出:“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


事实确实如此。所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日本舆论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以其所获不丰也。”“迨帝制之说起,日本强硬派认为机会又至,主张出兵干涉,大举征服中国”。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否则就不能解释袁世凯称帝期间,日本为何“领导五国劝告,鼓动三次革命,接济宗社党及蒙匪,扰乱东三省,大拆袁世凯之台。”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中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1916年1月,日本政府拒绝中国特使周自齐赴日,“以窘辱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各大报刊纷纷发文报道,“其要旨谓:中政府扬言,俟周使归国,实行帝政,颇启列国猜疑,中国南方亦有卖国使节之目,日政府甚深迷惑。”




在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期间,袁世凯多次拍桌子发火。日本在正式提出“二十一条”前,中国外交部人员已经知道“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但他们都瞒着袁世凯,袁世凯知道后极为恼火。


那么袁世凯是否能拒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呢?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战正酣,西方列强无法对日本进行牵制,而中国则没有力量与日本决裂。当日本提出最后通谍后,英国公使朱尔典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接受,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袁世凯指出:“我国国力未允,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确实,中国当时没有实力与日本开战,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袁世凯的错误在于解决了“二十一条”问题后,“颇喜其外交之胜利”,“不至再有大问题发生”,而根本没有想到日本统治者对“二十一条”的交涉结果极为不满。




  



袁世凯称帝是其一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我们如何重新评价袁氏的关键所在。中国施行君主专制政体已2000多年,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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